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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的教育改革(二)-[心情散文]

来源:酒神文学网   时间: 2021-01-09

不得不说的教育改革

(接上期)

三.学校丧失教育自主权,校长任免与业务无关,教育部门的各种要求检查让教师疲于奔命。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知道的最有成效的经济体制改革成果是简政放权,给市场主体以自主权。但我们看到的教育改革却是不断地剥夺学校自主办学的权力,剥夺教师自我教育发展的权利,校长任免与业务能力无关,学校和教师越来越被行政部门紧紧困住手足,被教育部门不断推出的各种名目的要求与检查压得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

记得很清楚的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的时候,教育部门与学校和教师的关系几乎沿袭的是文革前的方式,学校的教学工作真正由学校自主安排,学校对教师的管理也是充分尊重教师的工作规律,教师没有上班时间一说,就是现在某些现代化科技企业实行的弹性工作时间,除上课和自习辅导以及必要的会议外,时间一律由教师自由安排。一切都很自然和谐。前不久我去看望我高中时期的语文老师,曾主编“四大”成人高校汉语言文学教材,主编多部汉语言词典,著作等身的全国著名教授张若��老师,谈到他当年在咸阳一中做教师的事情,他说那个时候教师除了给学生上课以及自习辅导之外,学校和教育部门没有其他任何额外的要求,所以他有很多时间钻研专业提高自己。当时学校教师在那个年纪任课,校长一律交给各教研组自己决定,比如语文组他当教研组长,每学年末全组老师在一块开会,在志愿的基础上讨论决定谁带那个年级的课程。至于如何教学,学校领导从来都不干涉,都是各教研组在教研会上研讨决定。他的说法与我读高中时的校长杨俊青说法一致。杨校长85岁寿辰时我们四十余名年逾花甲的高六六级学生去为他祝寿,寿宴上老头子高兴了,在我们谈到他治校有方的时候连连摆手,他说:“你们知道你杨老师是个啥水平?我就是个中师毕业,还是个学美术的,高中的课程我那一门都不懂,都是你们的那些老师好。我对他们说,你不要问我怎么教,我也不懂你教的课程,我只看你的成绩。”正是这样宽松的教学环境,似乎是无所作为的校长,但当时却成就了连续数年居陕西省前茅、咸阳市最高的升学率,并以此获得“电焊红旗”的殊荣。

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到90年代,学校大体还维持着这样的教学环境。但后来就逐渐的变了。先是教育局实行学校教师签到制度,每天来去四次签到,中间不许离校,弹性工作制没有了;再后来是各种进修提高必须取得的各种证照,对学校及教师的各种所谓“教学常规”检查,其中很多是与教学毫不相干的培训证书、政治学习笔记、教学和辅导计划及记录等等。再后来又开始进行各种所谓的名师认定和课题研究,认定名师的权利在教育行政部门,课题研究的题目以及研究者的确定权也在教育行政部门,而事实上具体的决定者根本不懂教育,教师自己确定的研究方向哪怕是卓有成效教育部门也不认可。还有更为奇葩的是学校的校长由政府机关委派,至于懂不懂教育与能不能担当校长毫无关系,结果常常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就因为政府任命的一任德才俱差的校长毁于一旦。比如我供职的育才中学曾经是全市最好的三所高中之一,但后来由区政府委派来一位除了巴结逢迎上司之外什么也不懂的焦X安徽那家医院看癫痫病好X担任校长,这个校长水平差到什么程度,有一事为例。他在学校实行层级责任制,明确要求教师有事找主任,主任有事找分管副校长,副校长有事才能找他。倒是学生有任何意见都可以直接向他反映。那年临近学校的某单位搞基建,机器的轰鸣声影响学生上课学习,有学生就此向他提意见希望能解决此事,他在学生的意见书上大笔一挥“交XX副校长办理”。这个副校长也大笔一挥,“交XX主任办理”,这后勤主任一看也照章办事,在两位校长批字后面签了个“交XX同志办理”,这个XX同志就是提意见学生的班主任,他拿着三位领导批示交办的意见书到教室里把学生大骂一顿,不许学生再提任何意见。想想看,这样的校长学校教育能办好么?但这样的人就能被政府任命为校长!

事实是,教育改革之前,地方的名校都是政府主管的公办学校,教育改革之后,这些名校几乎无一例外的垮了下去,倒是政府鞭长莫及的一些厂办子校、大学子校和私立中学成了名校。我所在的咸阳市,在原来的政府主管的公办学校纷纷垮台的情况下,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厂办子校凸现出来。比如上世纪很著名的咸阳彩虹显像管生产企业,包括该厂厂党委书记在内的有办法的领导都把孩子送到政府主管的育才中学读书,而不在本厂子校彩虹学校上学。政府管理的学校垮完了,彩虹学校成为咸阳市最好、全省一流的中学。后来按照中央决策,学校与企业剥离,这个学校要交给秦都区政府管理,咸阳市市长张X为此专门去找秦都区区委书记和区长,明确要他们从人事和教学各方面都不要去干预彩虹学校,以保住咸阳市这面教育红旗。这很具有讽刺意味吧?政府市长也清楚的知道只要政府一管学校学校准垮台。

四.教育市场化,学校企业化,实施义务制教学的结果却是学生的学习费用越来越高,家长不堪重负。

首先说加重家庭的教育负担。

文化革命之前,中国还很贫穷落后,根本不可能实行义务制教育,学生的学费、代办费等等全部由家长掏钱,但那时却没有听说有上不起学的孩子。那时还没有计划生育,我家在农村,一对夫妇生三五个孩子极为普遍,十个八个的也不鲜见,但没有一对夫妇说供不起孩子上学,因为学校收的那一点学费代办费的根本就构不成负担。文化革命把国民经济搞得接近崩溃的边缘,自然文革结束时国家穷的还不如文革前,但国家恢复高考,我作为农村学生上了大学。去学校时只带自己的一套被褥,不给学校交一分钱,各种教本资料食宿等等一律是学校提供。因为我家里负担重,学校给我每月13元的生活费外还另外补助5元的助学金,这18元除生活之外,我还可以买些自己喜欢的书籍如黑格尔的《逻辑学》等,周末回家还可以给家里的孩子们买些好吃的。这就是当时的教育负担。

但反观现在,所有的工薪阶层无不为孩子的上学费用犯愁,教育费用成了压在普通劳动者背上的的“三座大山”之一。(另外两座是住房、医疗)中小学是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不收学费了,但事实上家庭要花的费用远比没有实行前更高,至于高中大学,那更不得了,各种名目的费用简直无法说清,粗略的计算一下,一个孩子由小学到大学毕业,一般的费用也需要20万元,如果要上个好一点的学校,40万元以上也不算多。现在国家实行二孩政策,但多数年轻人都不愿意再生麝香能治癫痫病吗,甚至很多年轻人选择不生。究其原因,不是思想观念变了,而是经济使然,生不起,养不起。以咸阳市为例,一般的打工者月工资就是2000多元不到3000元,扣除家庭最低水平的生活费用,一个孩子的教育费用就需要用20年的积累。这正是很多家庭孩子辍学的根本原因。

我至今回想起我能在家庭极端困难的情况上完四年制的本科,我就非常感激党和政府。但是我想,现在那么多的工薪阶层为筹措子女的教育费用而口扣肚节省,甚至即使自己的生活水平一降再降也无法让孩子上理想学校,他们会怎样想党和政府?经常看到媒体报道慈善人士资助寒门学子完成学业,我不知道这些寒门学子成才之后会不会感激我们的党和政府呢?我很怀疑。

再来看教育市场化给学校带来的恶果。

1、教育的高收费带来的第一个危害就是社会对学校与教师的仇视。尽管家长们为了孩子的求学不得不对学校领导和教师笑脸相对,但内心如何想,恐怕是一个非常值得教育人士们考虑的问题。社会上流传的“黑狗白狼眼镜蛇”三大害就常常令我汗颜。黑狗指城管,白狼指医生,眼镜蛇就指教师。城管是因为要管理城市与商贩们冲突被骂很容易理解,救死扶伤的医生,传道授业的教师,这本来最受人尊重的职业现在却如此受到群众仇视,这就是拜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所赐。医生、教师成了这失败的双改革的替罪羊。医患冲突、师生冲突、家校冲突从根本上看就是教育高收费带来的的恶果。

2、教育的市场化让学校成为敛财的机器,背离自古以来培养人才的根本。在旧中国,有钱人办学校被视为造福乡里,功垂千秋的慈善事业,没有听说、也绝对找不到通过办学校赚钱的富豪,相反,凡办学校的都是大量的给学校贴钱。但反观现在的私立学校,不管是大学、中小学,都是疯狂敛取学生钱财的工具。我常常感叹,如果武训生在今天,他绝对不用让人“打一拳一个钱,踢一脚两个钱”的苦苦乞讨维持学校运行,他只怕早就因为办学而成了富翁甚至是亿万富翁。私立学校不说了,就看看现在的公立学校,就如衡水中学这样的名校,其办学的目的早已不是为国家社会培养人才,而是为了聚敛钱财。因为只有高考升学率高、考上清华北大等名校的学生多,才能招揽更多的学生,才能提高入学的钱财门槛。不信你去查查,学校的名气越大,收费越高,高到超过普通学校的几倍几十倍,且收费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的赞助费。进名校交十万十几万的门槛费早已经是人所共知的规则。有调查统计说上世纪80、90年代清华北大的寒门学子人数超过富家子弟,而今,寒门学子能进清华北大者寥寥无几。这不是因为寒门子弟愚笨,而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获得良好教育的金钱。

3、学校的企业化管理导致师德师范,教师成为获取较高工资的职业。记得很清楚,在我小的时候,每年过春节,家里的正堂上必然贴着“天地君亲师”的排位,教师作为第五位与天、地、君王、祖先一起享受人们的祭拜,人们一听到谁是教师就立马肃然起敬和钦慕艳羡。即使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我作为教师走到社会上依然受人尊敬,我也因此感到面上有光。但现在,我到社会上与人交往,说到我的职业是教师,人们的第一反映就是“喝,高工资啊!”没有人认为教师是高尚的职业。与此相呼应,现在的教师也几乎无癫痫怎么治疗好呢人认为自己从事的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高尚职业,从事教育只是获得收入的手段。师德无从谈起,挣钱才是目的。优秀教师总是向待遇更好、工资更高的学校跳槽,不能跳槽的教师总是抱怨待遇太差。我当年读高中的咸阳市一中原名省立周陵中学,学校偏处农村,但教师人才济济,有咸阳市教育界顶尖的“八大金刚”,教育质量、高考升学率都能居全省前列。但教育改革的结果使这所百年名校被毁灭,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这所学校了。

更可悲的是,学校领导在教师大会上激励教师认真教书的道理也是大讲教学与金钱挂钩,内容总是提高了升学率、培养出了状元和北大清华生,学校的优质生源就会扩大,学校的收费就会增加等等。学校的管理方式也是一切都与金钱挂钩,教育改革之前闻所未闻的上课费、辅导费、班主任费、阅卷阅作业费、教研组长费、签到费、出勤费等等都出现了,总之是只要属于教育教学内容的工作,件件都有规定的费用,并且计算得很细,如班主任费按班级学生人头算,阅卷按试题量和份数算。校长的方法就是发钱或罚款,取得什么成绩奖励多少钱,考上多少学生奖励多少钱……迟到一次罚多少钱、班级出了什么问题罚多少钱……等等。教师与学校领导之间的关系彻底变了味,实质上成了赤裸裸的雇佣关系。

五.教育改革改掉的不仅仅是政治课的地位,更是改掉了马克思主义的三观教育,改掉了社会主义的道德教育。

就课程设置的改革而言,最为倒霉的是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课,与之相应的是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教育的缺失。

文革之中“突出政治”的胡闹我们自不必说,文革之前的政治思想教育却不能不提。那个时候政治课是学校摆在与语文、数学同等重要地位的课程,国家社会重视的程度远超过外语、理化等课程。由初中到高中的教学内容都有科学的设计,高考科目中,无论是考理工医农、艺术体育、文史哲还是外语类,政治都是必考的科目。与之相应的,是学校对学生马克思主义三观教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视。具体怎么安排就不说了,但教育效果却是非常显著而成功的。那个时候的学生在文革后这一代人的眼里都是“傻瓜”,一个个的都是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学习,想的是让自己成为社会主义合格的接班人,理想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基本的人生信条,为人民服务绝对不是现在很多人空喊的口号,而是实际行动。“我是一颗螺丝钉,党把我拧到那里就在那里使劲”更是社会的现实。至于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关系融洽,像现在常常看到听到的校园暴力、师生对立那时是闻所未闻。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高考文理分科考试,政治依然是两科都必考的科目。那时高中政治课的内容就是《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两本,教材的内容都是一以贯之的传统内容,没有后来常见的现实政治经济里正在执行的政策,没有现任领导人的讲话等,但教师讲课要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学生用教材理论分析现实问题。高考命题也是以教材理论分析社会现实。所以当时的学生不是把政治课作为政治说教学习,而是当做社会科学学习。直到现在,我那时所带过的很多理工科学生还对我说,走上社会后才知道高中学过的所有课程中最有用的是《辩证唯物主义》。

然而,教育改革却让政治课癫痫病能治好吗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先是高考理科取消政治科目考试,再是高考文科实行“3+2”、后来变成“3+综合”,政治课就只剩下文科应试需要这一点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只有极少的学生为敲开高考的大门而学习了。政治课地位的下降还不是最为严重的问题,最为严重的是后来对政治课教材内容的一改再改,其中最大的失误在于在“结合实际”的名义下,把当时正在执行的未经实践反复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内容编写进教材,使教材的科学性大打折扣,教材上这学期教的内容下学期就淘汰,甚至教材上的内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也与变化了的实际不符。比如上世纪90年代后政治课新增加的《政治常识》,现在叫《政治生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删除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增添了不伦不类的“三个代表”的内容,事实上使“政治常识”背离党的宗旨,很大程度上成为歌颂当时领导人的应景之作,极大的降低了政治课的威信,不仅导致学生不信任,政治教师自己也觉得难以启齿讲授,而社会上更把政治课看成是欺世之课。我因为教政治课,被社会上所熟知的人称作为“政治骗子”。

问题还有更严重的,政治课仅仅作为文科综合的内容之一考试,自然的产生一连串的恶劣效应。一是形成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都认为政治思想教育不重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不科学,相应的,学校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马克思主义三观教育也无人重视。二是造成学生――也是整个下一代的信仰缺失,马克思主义既然不信,后面的的一切所谓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与发展”更是被视为歌颂宣传。“为人民服务”的观念缺失,“一切向钱看”成为风气。三是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流于形式,学校领导也进行思想教育,但那是给上级给领导看的,并且即使有思想道德教育,也是在所谓“国学”名义下的封建主义的孔孟之道,既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更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悖。四是校园风气败坏,学生中的霸凌之风弥漫,凌辱殴打同学累见不鲜,师生对立到暴力相向也是常事。五是教育改革之后培养出来的青年教师很多人自己都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自己都缺乏社会主义道德,眼睛里满是工资的高低和奖金的多少,又如何能教育学生?

后话:

教育是国家千秋万代的大事业,事关国家的根本。一个国家的教育乱了,这不仅仅是培养几个高科技人才或者诺贝尔奖得主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社会性质的变化问题。人心乱了,“为人民服务”宗旨没有了,社会主义道德缺失了,明面上看,我们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潜移默化之中,就只剩下社会主义的旗帜还在高高飘扬,旗帜下的实际内容却会完全是另一套东西。当然,教育作为千秋大业,它的改革失误不像政治和经济改革那样很快就表现出来,也不好辨识,而是要经过几十年乃至几代人的历史检验才能为人所认识,但等认识时就已经为时过晚了。

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教师,位卑而人微,不知道他说的话能不能引起位高权重的决策人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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